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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1期

李武装，哲学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安工程大学文化认同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所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并完成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2部。在《伦理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文史哲》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单篇文章最高被引35次，文章多次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先后获得教育部“学术新人奖”，陕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次，陕西高校人文社会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1次，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1次。

摘要：在“以文明求复兴”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疑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最新精神标识，是新时代中国向世界表达自身形象的文化名片，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文化战略及其宣传思想主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出场不仅表征着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蕴含的“文化生命体”因子和“历史主动精神”被全面激活，至关重要的是，透射出我们正努力将那个“古今中西之争”——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以中国智慧并“焕新之力”促进文化“涵化”的志气、骨气、底气。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优先基于大历史观探赜索隐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者不仅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大写的逻辑”谱系，而且包蕴并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出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不啻于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方法论基础上的新的政治文明史观的书写或塑造；着眼于实践逻辑，则应进一步拓展和落实其在政治表达、民族团结和文明互鉴等具体维面之实际因应功效。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大历史观；政治文明；历史主动精神；“两个结合”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中，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六二讲话”）和10月7日至8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堪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两个典范性样本，二者不仅前后相继、一脉相承，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简而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集中表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廓清了根本内涵，勘定了使命任务，也因之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构成，成为我们必须攻克的时代课题。正如学人所论，“从文化角度来看，世界体系是什么样子？它如何起作用？当现有的体系崩溃，文化在社区以及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时，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问题的提出

立足纯粹学术论域，自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率先提出“两个创造”——“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论断，学术界就围绕如何加强新时代文化建设问题，分别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特别是作为“焕新之力”的“第二个结合”等维度展开爬梳剔抉，在形成中国“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基础上，初步达成如下学理识见。

（一）文献综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相关研究的五大共识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态与历史成就”；“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文化根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不仅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而且愈益彰显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塑造新的‘文明形态’的世界意义”。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文化根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第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两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传统文化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主动姿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开始重新定义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内涵与导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内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当属这一历史进程的文明范畴，是民族复兴的文明表达”。

第四，无论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孕育成型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开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空间”，由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两个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生成的”，因此“必须把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第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决定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当这样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开之时，在此基础上的上层领域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亦即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程之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实践之中。”凡是等等，不一而足。

毋庸讳言，上述共识或论断为我们全面认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勘定了大致理论框架，廓清了基本问题域。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毕竟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就事论事，更遑论把它置于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加以深彻探讨；抑或说，以前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析并非为着自主梳理归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和视野宽度必然大打折扣。问题更在于，在“以文明求复兴”（盛世修文）的新时代，包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内的一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实践，须臾不可或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质言之，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过是厘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原初切入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才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等事业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为此，本文尝试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探赜索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即从大历史观角度管窥蠡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旨在为全面、系统、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因为从根本处着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习近平文化思想都是从大历史观以及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立场出发“发现”或“提出”的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一言以蔽之，我们应当优先基于大历史观视野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求将包括“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内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讨论不断引向深入。这也恰好适切着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学术判断：“文明是长时段的现实。”

（二）问题提出：基于大历史观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据根由

基于大历史观视野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先行条分缕析大历史观这个能指的所指及选取这一视角的理据根由。我们不妨简单归纳为如下四点：

首先，大历史观是一种历史方法论，一种依据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对现在和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和价值的思维来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从根本处着眼，历史事件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时间、空间和主客观方面保持着普遍联系，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显而易见，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继承和创新。从唯物史观到大历史观的转变，是直面大变局时代“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这一“双历史”线索及其深生态阈互动关系的必然要求，其根本出发点就是既要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又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这一论断事实上透射出大历史观的三个基本特点：于历史长河中洞观历史演变；在时代大潮中探蠡社会发展；于世界风云中把握历史规律。

其次，本文的大历史观更多指向与“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同向同行的“历史主动精神”之发用。依照唯物史观，历史主动精神主要来源于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彰显人的选择性与历史的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基础上，优先强调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能动性。不难确认，“新时代历史主动精神是推进伟大事业、迈向伟大征程的动力之源，其蕴含的国家认同功能，不仅能够确保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以精神力量形式推进国家治理达到‘善治’之境，而且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信之基。”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形象地概括为“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踔厉奋发”“伟大斗争”“思想解放”等，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是一个前后承继起并“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而且意味着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明史，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政治文明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等，都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事业中了。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乘势而上，砥砺前行，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单就学术论域而言，立足以“接续奋斗”等为基本规定的大历史观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可以激活中华文明包蕴并体现的“文化生命体”因子和“历史主动精神”，而且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苦难辉煌”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有机衔接起来，从而有望真正解决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这一“学术关系难题”。

再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关涉“传统与现代”何以深度融合进而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思想”何以生成，而且勾连到基于“中国与世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人类性问题”之求解，至关重要的是，透射出我们正努力将那个“古今中西之争”——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以中国智慧并“焕新之力”（“第二个结合”）促进文化“涵化”的志气、骨气、底气。问题在于，阐释具有如此丰富内涵和深远意蕴的崭新概念或命题，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抑或“普世价值”论，都难以提供合宜且有效的方法论原则；唯有基于“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构成的大历史观透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精准把握此一概念的基本规定，深彻洞观此一命题的原创性理论贡献，真正绘就如下学理图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逻辑，一方面，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是深刻全面，就越能发挥好历史主动精神；反之亦然。

最后，立足大历史观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议程上优先探赜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者不仅属于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个不同维度，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大写的逻辑”谱系，而且包蕴并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大写的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语）转换主题，需要“大写的逻辑”先行开拔。历史逻辑侧重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沿革、历史传承和历史自信等；理论逻辑偏向从哲理上厘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规定、本质特征、价值观念以及与西方文明的差异等；实践逻辑则面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经验、实施方略和推进路径等。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主要是指大历史观发用下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前后继起并三维同频共振情状，其实质在于厘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存在样态。史料显示，经过西周礼制文化的浸润，无论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都依托“大一统”国家观、“民心政治”观和“民心”治理观等获得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一种“大格局”社会心理，中华文明也因之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如果说城址、金属冶炼和文字是世界范围内广被接受的文明‘三要素’，礼乐制度则构成中华文明的独特要素，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支撑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最为重要的基因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及其所承载着的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国事实上成为一个由文明史观塑造的政治共同体，即使其间有长达数百年的社会史（战争史）也不曾中断，直到当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式出场。顺次逻辑推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不啻于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史观的书写或塑造。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书写或塑造，更多基于以“中华文明”等为代表的多元文明超越“单一文明史观”，在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立场。习近平于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面向国际社会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其中倡导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旨在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和互鉴包容；“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旨在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旨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平台，拓展合作渠道和交流内容。进一步思虑，包括“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在内的“三大全球倡议”并不耽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天下—世界”视野、方法、价值和立场之先行宣告，而毋宁说更注重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史观的书写或塑造。在此仅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国家”视野及其政治文明史观重塑而言，回观历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遵循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方针并确证着马克思“两个必然”论断；审视当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呼应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展望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望继续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助推中华文化全面复兴。

（一）回观历史：厘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安徽安雅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不仅包含并积淀着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全部历史规定，包含并积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的全部成果和文化创造，而且浓缩并体现着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能动建构贡献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而善于运用大历史观认识发展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又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践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我们必须基于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审视历史趋势，自觉遵守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来厘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场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向，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社会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从来就是一颗璀璨的明珠，甚至在最漫长的“前现代”还独领风骚。走进历史最深处可以发现，在古代社会，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造就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进入近代社会，尽管一度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也是自那时起，无数中华儿女开始为民族复兴和文化振兴奔走呼号。譬如，以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就为中华文化的全面转型和升级进行过艰辛探索和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自我突破和文明突变，胡适的“再造文明”与李大钊的“再造中国”思想，都集中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伟力及其再生能力，从而为“新文明”的诞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难怪有学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沉默中爆发的文化觉醒”“尚未结束的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其方针则被毛泽东明确定位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念、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整个1980年代，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热”；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他们不仅使得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以从概念上梳扎成型，而且依托“双创”方针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原则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后者既是当下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批判的武器”，又是最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号角。由此不难理解学人们的如下判断，“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及其演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推论，21世纪中国的复兴将是这一思想基因的再度展开，而且它将引发中华文明爆炸式的成长，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化的直接延续，还意味着在众多深层次问题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中华文明在苦其心志中走向新生”。并不限于此，“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人类文明重心是随着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转移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深刻影响21世纪文明格局。”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证着马克思“两个必然”论断。当今时代正处于资本主义衰落期和社会主义上升期，这一趋势无疑确证马克思早年的“两个必然”论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回首现代化发展史，西方资本主义率先将人类带入“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也由以找寻到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或“西方道路”。十分吊诡的是，西方现代化的诞生却使得“欧洲中心论”开始向全球蔓延，进而“升格”为文化领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乃至一种“普世文明”。相较而言，中华文化却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中渐次失去了本有、该有、应有的自主权和话语权，甚而至于，中华传统文化径直沦落为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第一祸根，即中国的落后更在于文化的腐朽，更遑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加之唯物史观的指导，人们不再将“文化决定论”奉为圭臬；与此同时，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及其遭遇的现实困境—经济发展断层、全球治理赤字、文化殖民霸权、逆全球化等问题一并使得人们对启蒙运动以来凝结的资本主义文化—文明大打折扣。此消彼长，人们开始体悟到“风景东方独好”“世界向东看”的历史—文化转向的历史必然性，中国人开始找到了久违的文化自信。“如果说社会主义文明的公共性逻辑在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私利性逻辑的理论过程中具有了理论可能性，那么社会主义文明的公共性逻辑也在全球公共领域的实践发展中获得了客观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由文明观之，21世纪以来世界“东升西降”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将再次确证马克思早年的“两个必然”论断。

（二）审视当下：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实践的历史阶段

发展实践决定历史方位，历史方位标识历史阶段。研究和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除了先行厘定其出场的历史必然性，还需进一步澄明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阶段。换言之，只有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去考察，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阶段去审视，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布局去测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能指的所指。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意义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超越西方现代化打开了新的文明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走出来的。从内容构成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更多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进而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广义文明角度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指向中国人的现代化或中国文化现代化，而中国人的现代化或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涵本身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价值一致性和逻辑同构性。径直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不耽于狭义的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关涉国家前途和民族复兴。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新时代样态，是作为有机体的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因而它也就具有文化或文明的一般属性，既是“人为的”又是“为人的”。这就启示我们，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且应该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直接服务者和受益者。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利益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作为党在新时代领导、建设和引领的新文化或新文明类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然也要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可见，“人民幸福”属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的“科学内涵”，它决定着二者必将相互蕴涵，为着共同目标而努力。进一步分析，安徽安雅外语教育有限公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涵括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上的和谐、生态上的美丽，更应该包含文化上的复兴或文明上的创造，因为从根本处着眼，“文化复兴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和成就，较之经济和政治更具竞争力、生命力”。文化自信较之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则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也更具持久力。一言蔽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展望未来：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繁衍的精神脉动

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共产党依托“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业已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不断成为现代的；凭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超越，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渐次生成。展望未来，尽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任重道远，但其赓续繁衍的精神脉动却日益显现开来。

第一，有望继续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唤醒或重建全民族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使命任务之一。如果说百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自信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民众看到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希望，那么，新中国的成立则帮助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自信迈过了精神层面的“卡夫丁峡谷”，因为获得解放的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主权上的独立，更是获得了精神上的自主。至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变革与伟大成就，则将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和新境界。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一种软实力的中华文化不仅焕发出史无前例的国际影响力，民众的文化自信也得到空前狂飙。到了建功立业的新时代，习近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出发，更是对坚定文化自信作出了重点部署。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种种努力，事实上更多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超越和现代转型。在大历史观视野下作判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其出场无疑吹响了全民族文化自信的冲锋号且未来依然可期。

第二，有望继续助推中华文化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臾不可或缺中华文化的复兴。历史作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也出现过辉煌时刻；如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全面复兴中华文化，包括其在世界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从文化视角看，中华文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依然滞后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地位，其与中国的综合国力极其不匹配。如何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以及如何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命题。对此，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可以预见，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抓手或契机，着力彰显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的新伟力，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条康庄大道，具有无与伦比的光明前景。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逻辑

经济中国崛起，文化中国必至。立足文化哲学视野，这一逻辑转换透射的新时代理论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推进“两个大局”，在治国理政的筹划与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仅呈现出新的气象、开创出新的局面，至关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范型，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意蕴和更加明确的目标任务。从基本内涵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包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赓续和创新，包括对连续性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确当把握，而且包含新时代中国宣传思想文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提升和概括；不仅包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运用，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文明观照，还涉及其与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大文明”建设等在内的诸多深生态阈关系的整体性澄明和厘定。从目标任务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意味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培育和创造，更意味着对面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所凝结成的一切文化—文明成果的理论擢升，最终使得中国人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致新高度和新境界。质言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明建设的一个“伟大发现”，又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中国特色”与“全球文明”关系的一个崭新的“批判的武器”；其理论逻辑或终极理论要旨则正如前文所述，为着重新书写抑或再造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文明史观。

（一）历史任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就在于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实现路径不断推向纵深，拓向成功。一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具有世界示范性、引领性的现代化，它集中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中国特色”的阐释，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在助推功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相应拥有了五大“中国特色”：（1）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文明。它将14亿多中华儿女视为统一的整体，极大“规避了资本主义文明一盘散沙、相互掣肘的局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强大的凝聚力。（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文明。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它有别于西方文明秉持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普惠性。（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文明。它是我们在反思西方现代化道路诸多缺陷之后选择的一种新东方文明绵延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充分包蕴并体现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文明单元之间的协调性。（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通过牺牲资源、破坏生态等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与中国人骨子里的“天人合一”思想多相扞格，中国人自古就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注定与之匹配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无限的可持续发展性。（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文明。较之于西方以战争或无序竞争等手段获得资本之原始积累和无限扩张的发展方式，中国选择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方式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包容性。一言概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在是当前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渊薮。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现代化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现代化，所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的是“再造”中国人。文明经由人的生活展示出来，或者内化为人的思想，或者外化为人的行为，人的生命活动本质上是文明最真实的状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在14亿多中国人的生命实践中创造出来，它离不开中国人不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必须同时根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近代以来，中国人被称为“丑陋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先是在各种“革命”熔炉中得到洗礼和锻造，后又在“现代化”洪流中得以重塑自我，再造“美丽中国人”。我们认为，既然文化就是人化，那么反过来，伴随当代中国人的“革命”意识（包括“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意识）和“现代化”意识不断觉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释放出无比强大的“精神动能”，包括“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二）根本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对于中国崛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许纪霖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应是文明的崛起”。为证成此一论断，他首先区分了“富强的崛起”与“文明的崛起”，认为“富强的崛起”追求“民富国强”；“文明的崛起”则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成为“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重建则需要重振文明国家的风采。缘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终于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正式登场亮相，旨在为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支撑。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其实并不突兀，毋宁说正当其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完全可以被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使然，抑或说，其根本目标就是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众所周知，“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曾将中国古代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奠定了传统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再造一个思想文化的盛世荣景——有学者称之为“又一个轴心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华丽蝶变并开启一个全新时代——一个“以文明求复兴”的新时代。

需要强调的是，既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或缺中华文化复兴，那么，我们必须深谙如下道理：中华文化复兴绝不意味着简单的“文化复古”，也不意味着各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重新变种，更不意味着要摒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毋宁说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通过吹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号角，使得中华文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甚至之巅。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争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抑扬褒贬”。我们不但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各种变相的文化中心主义，更要对各种打着高扬传统文化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保持高度警惕。

（三）本质要求：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特性，孕育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塑造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六二讲话”明确概括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塑造文化自主性、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和学理支撑。（1）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贯通古今且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这同时告诉我们，只有全面了解中华文明发展史，才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基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认知中国，才能准确定位中国，包括客观透视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2）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充满活力、敢于创造的人类文明。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精神以及善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文化质素。（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保持稳定、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人类文明。这里面蕴含的更深层含义是，且不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格局何以形成，由“统一性”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即使在未来遭遇重大挫折，也必定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更遑论现代中国国家文明、社会平等、民族团结、人民爱国等基本价值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了。（4）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由它所培育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承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和对世界文明的开放胸怀，进而形成国家无论大小、一律保持平等的外交理念。（5）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坚持求同存异、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由它所培育和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决定了无论当代中国还是未来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四）最大法宝或方法论基础：统筹推进“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与政治智慧，其实质就是“走自己的路”。所谓“两个结合”，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第二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之“魂”去系新时代中国之“根”。其中，作为“焕新之力”的“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不仅孕育出一种新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至关重要的是，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完全可以视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统筹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道路选择、理论建构和制度选择，无不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放眼当下，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事实上都是统筹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展望未来，走好中国道路、拓展中国理论、完善中国制度，都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结合。（2）统筹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文化创新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从世界观方法论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其根本原因与其说它在古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中发挥过突出作用，倒不如说它在现代中国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契合点——作为“魂”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点，从而能够为破解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实践难题提供方法论层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统筹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始终在“走自己的路”，努力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真正做到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方法论自觉的圆融一贯。“六二讲话”将“第二个结合”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给予“第二个结合”更充分、更广泛的肯定，这其实是向世界宣告，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更强大的理论自信和历史定力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逻辑

毋庸讳言，包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内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实在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然而着眼于实践逻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除了习近平强调的“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三大基本原则和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依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结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联通中华民族历史文脉、拓展现代文明建设全球视阈”等建设性推进路径，还需进一步拓展和落实其在政治表达、民族团结和文明互鉴等具体维面之实际因应功效。

（一）政治表达功效：凝聚文化共识，增强政治互信

没有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就像没有与政治表达无关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对增强政治互信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般认为，政治互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范围内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构建政治共识；二是世界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巩固共同的政治基础。就前者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文明。有学者指出，“‘人民至上’是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自证延伸，植根人民群众文化实践并成为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思想的逻辑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谙“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道，不断完善各种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旨在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成果，这就为构建政治认同与价值共识奠定起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习近平提出的“民心政治”理念以及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增进人民福祉等，都牢牢将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政治表达功效的现实版本。就后者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胸怀天下的现代文明。文化的跨际交流和传播毫无疑问可以促进国家形象的对外展示。国家形象隶属一种无形政治资产，是建立政治互信的社会资本。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政治互信在国际交往和合作中的价值愈发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凝聚文化共识，频繁开展高层互访，积极构筑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通过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治表达功效，不仅可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有望以合作共赢的“世界观”引导国际社会最终形成客观公正的“中国观”。

（二）民族团结功效：包容文化多样，促进守望相助

民族众多既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历史作证，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构成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尽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积淀的中华文化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新时代得以生成，但反过来讲，后者也肩负着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之光荣使命，前后二者相互依赖，彼此成就。因为从形成的时代背景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各民族群众团结努力形成的智慧结晶。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要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从实践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文化发展必须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姿态包容多样的文化，促进文化繁荣，促进各群体之间的和谐。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让少数民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成果，共同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良好局面。从特性上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生俱来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在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差异性和包容民族文化多样性基础上促进民族大团结，乃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民族文化政策和策略。

（三）文明互鉴功效：深化文化交流，展现中国形象

当今世界，纵然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明形态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且冷战后“文明冲突论”与“文明的共存”的讨论至今还在局部发酵，但整体而言，全球各文明体依然处于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文化使命当是重拾文明古国的记忆和自信，以新文明的创造来影响并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这或许正是前文提及的“以文明求复兴”时代的真正意涵。且不论大历史观与世界各文明体交流互鉴的双向证成过程，其最终结果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只有不断交流互鉴，才能保有持久生命力；只有秉持包容性与和平性特质，才能实现各文明体之间的真正和谐。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华文明遭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文明的根基也被连根拔起。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一方面要发掘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明优势，另一方面，要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此接续推进，使得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今天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乃至未来强劲的发展潜力。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指出，在这个“深度全球化”时代，要想彻底消弭“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乃至“小院高墙”现象和“寒蝉效应”等，仍需要不断加强文化间的交流，读懂世界，特别是依托中国“和合”文化与“天下—世界”观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深耕中国，讲好世界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的世界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此而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依然需要我们在如下问题上提供满意答案。（1）如何建构新时代多渠道、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2）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文化贸易加快发展，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3）如何通过坚持胸怀天下，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4）如何积极参与文化领域的国际对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5）如何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契机，为全球文明史的重新书写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如此等等。对此，我们正充满无限期待。

五、结论和讨论

综上所述，在“以文明求复兴”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疑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最新精神标识，是新时代中国向世界表达自身形象的文化名片，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文化战略及其宣传思想主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出场不仅表征着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蕴含的“文化生命体”因子和“历史主动精神”被全面激活，至关重要的是，透射出我们正努力将那个“古今中西之争”——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以中国智慧并“焕新之力”（“第二个结合”）促进文化“涵化”的志气、骨气、底气。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被迫卷入“现代”旋涡而开启“古今中西”文化论战姑且属于一种历史或然率，那么，21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并重思“古今中西”问题则绝对属于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更多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关系—现实问题在文明视域中的“真实”反映。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优先基于大历史观探赜索隐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这三者不仅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大写的逻辑”谱系，而且包蕴并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出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上不啻于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方法论基础上的新的政治文明史观的书写或塑造；着眼于实践逻辑，则应进一步拓展和落实其在政治表达、民族团结和文明互鉴等具体维面之实际因应功效。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回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历程，我们坚信，拥有丰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在中华文明浸润与新的文化使命感召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实现民族复兴、文化强国乃至现代化强国的梦想！

       《黄帝内经》、《山海经》与《易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其中《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山海经》全书 18 篇，约 31000 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

进一步的学理讨论是，如果说1920年代杜威在讨论“少年中国”与“老年中国”关系问题提出的那个“中国之问”——“一个古老、巨大、独特、排外、自足的文明能够再一次诞生吗？”曾让无数学人陷入深深的忧思，那么，如今面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的质疑声也可能出现——中华文明的涅槃更生究竟是一种客观趋势还是一厢情愿？中国何以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在不迷失自己的前提下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否重塑现代“文明格局”，再谱中华“文明华章”？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如何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途上亟待厘定的重大理论或文化问题。作为全文的结尾，最后指出，如果说笔者早年断言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注定成为“文化现代化”研究回避不了且必须深刻照面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命题，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叙事何尝不也遭遇到这两大命题的抽离、置换与问难呢？至少从学理层面讲，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思想谜题，希冀学人们的理论创新与智识突破！

阅读链接

黄力之 |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构

项久雨 | 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齐卫平 | 坚定制度自信 践行初心使命——习近平关于制度自信重要论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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